社会管理的手段

邢占军（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作为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指标，幸福指数更多地发挥一种诊断功能。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出现持续的下滑，就要对这个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反思。在反思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时，我们特别应当注意两种可能出现的不良发展模式：一是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出现整体性的价值迷失和精神空虚。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因发展中的种种不平衡而导致民众对执政力量的离心离德，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引发社会动荡，使发展受阻。
    在中国，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我们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根本依据。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变革与转型的效果最终体现在民众的主观选择和判断上，而民众幸福指数的走势是这类主观判断和选择的重要预测变量。

刘义昆（长城在线）：事实上，在生存需要满足以后，社会发展的目的不是财富最大化，而应该是人们的幸福最大化。随着中国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发展不应该只理解为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应看作是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协调进步的综合结果，这种发展观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而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就是人们所孜孜以求的生活满意度指数或“幸福指数”。从GDP到“幸福指数”，体现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体现了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目前，“幸福指数”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要准确测量公众的“幸福指数”，不仅要分析影响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还要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来编制一套适合当今中国国民的幸福感量表。值得注意的是，一旦量表编制出现偏差，“幸福指数”的统计就会失去意义，成为摆设。要真正实现从GDP到“幸福指数”的转变，不仅涉及到技术问题，更涉及到更深远的执政理念问题。

朱达志（成都晚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社会有关人类发展的核心价值已在逐步发生嬗变，各国的发展策略已先后从单纯的经济发展回归并落实到增进民生福祉的目的之上。中国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和所进行的努力，正是顺应这一世界潮流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幸福是一种感觉，是不可测的。但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而论，人类的幸福程度又是可以定义和量化的。
    中国今后将把“幸福指数”和“社会和谐指数”纳入官方统计的举措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在公共管理理念上，实现了经济、社会、自然与人协调发展的理性回归；可以说，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

马红漫（东方早报）：在宏观方面，“幸福指数”概念的引入使我们霍然发现，以前对政府职能的理解是本末倒置的：其实，对政府而言，推动经济的发展、追求GDP增长并非终极目标，它们只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幸福生活的手段而已。
    但需要指出的是，幸福指数固然为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却应当避免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因为幸福感的考量是立足于个体的，其现实价值主要在于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由于个体之间追求的巨大差异，加之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取向，决定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选择，它对于政策制定而言，更多的是发现问题的工具，而非解决问题的手段选择。
所以，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运转，才是这一指数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