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于今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会期日益临近，国际社会是否能够顺利达成《京都议定书》的替代性协定，以继续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进程举世瞩目。9月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全面阐述了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目前，考察各主要谈判主体的立场、政策及相关行动，可见国际气候谈判形势更趋复杂，哥本哈根进程的前景不免令人感到忧虑。

欧盟国际气候谈判地位弱化

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长期扮演推动者的角色，对推动各国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定最为积极。然而，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发展骤然改变了谈判的外部环境，欧盟的领导地位面临着重大挑战。主要原因在于：

欧盟内部对减排承诺目标、排放交易体系改革等核心问题分歧增大。“能源与气候变化一揽子计划”虽然获得通过。但是，面对经济下行势头，欧盟在维持成员国一致立场方面力不从心。面对确定目标并分解目标任务的敏感问题，成员国保护主义抬头，分歧显著增加。以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东欧国家集团要求任何气候方案必须充分考虑不同成员国之间经济水平的客观差异。而意大利等出于保护其汽车等制造业的考虑，批评方案目标过高，将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甚至曾经最为踊跃的德国也有所保留。法、英等国则仍然坚持原定目标并期待各成员国能够重新协调立场。

美夺取全球气候政策领导权的意图明确。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将采取措施，努力恢复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的领导作用。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努力推动国会完成联邦气候立法，并取得初步成果。今年6月26日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气候安全法案》。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多个层面进行密切接触，期望在清洁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搭建起双边合作框架。

难以获得发展中国家集团的支持。欧盟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离不开发展中国家集团的支持。然而，到目前为止，欧盟所力推的谈判进程并没有提出足以赢得发展中国家信任的任何实质性方案。而且，欧盟不愿再继续遵循《京都议定书》单向“抵偿减排”原则。该原则出于兼顾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自身减排的考虑，由发达国家购买发展中国家因实施环保项目而形成的减排额度。截至目前，欧盟是这一额度的最大购买方。然而，经济困境使其希望摆脱这一沉重负担，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由“抵偿减排”模式向“限量排放与交易”模式转变。如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遭到根本动摇。

美国调整气候政策争取谈判主导权

国际社会曾经期待布什总统能够在其任期终结之时改变美国消极的气候政策及谈判立场，为哥本哈根议程营造良好的氛围。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布什政府后期开始做出一系列行动姿态。而现任总统奥巴马则明确展示革新美国气候政策的决心。

美国会气候变化立法活动获得重大突破。2009年6月26日，《美国清洁能源与气候安全法案》在众议院以219票赞成，212票反对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这是美国国会启动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立法工作以来所取得的第一项重大成果。该法案是美国第一部联邦层级的气候法案，其内容奠定了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并将成为美国参与相关国际谈判的法理依据。

奥巴马提出迥异于布什政府的国内气候政策构想。奥巴马一直在国会对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麦凯恩-利伯曼法案》等表示支持。其远期目标是到2050年，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80%。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被其列为经济振兴计划的优先选项，同时也被作为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奥巴马主张到2012年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达到全国总发电量的10%，到2025年使该比例升至25%。

美国为采取重大国际气候行动预作铺垫。奥巴马恢复美国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导地位的意愿极其强烈，屡屡宣称美将再次积极参与有关谈判以开创“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新时代”。在政策行动上，奥巴马提出国内与国际行动双管齐下、互为补益的思路。一方面，通过在国内实施“限量排放与交易”制度，以向国际社会展示美国的积极姿态，同时为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的整合埋下伏笔。另一方面，建议以G8+5模式为基础设立“全球能源论坛”，讨论和解决世界能源与环境问题。同时，尽速推动“气候安全法案”在2009年或2010年获得通过，为美国重返联合国气候议程，并增加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发言权创造条件。

发展中国家集团谈判压力增大

在一系列国际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集团依然采取“77国集团加中国”的形式与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展开艰难博弈，拒绝其不合理的要求，维护自身消除贫困、谋求发展的权利。在谈判中，其压力日益增大。原因在于：

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加。近年来，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能源消耗大幅上升，能源效率仍低，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显著的国家。以中、印为例，世界银行《2007绿色数据小手册》统计，1990年至2003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亿吨，增幅超过73％；印度增加了7亿吨，增幅超过88％。尽管中、印制定了各自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采取了一系列的自主减排行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但是，其排放量难以在短期内得到遏制。在未来应对国际气候变化机制中，发展中大国如何分担减排责任成为当前谈判的焦点议题。

欧盟与美国或对发展中大国联手施压。尽管从法律准备、部门协调及行政实施等诸方面考虑，美国气候政策的明朗化尚需要一段时期。但是，美气候政策将发生根本性改变，重返并将极力主导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几成定局。欧盟当前的气候政策已为双方留下了互动合作的空间。欧盟与美国在新减排机制的诸原则问题上具备合作的强烈意愿和现实基础，二者对中、印等发展中大国联手施压的可能性显著增加。欧美互动的结果将形成哥本哈根议程及未来一段时期谈判的重要基础。此基础一旦形成，其他立场接近的重要谈判主体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亦可能跟随。

金融危机恶化了发展中国家集团的谈判环境。鉴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气候变化的高度脆弱性，金融危机对其负面影响尤甚。具体而言，一方面，极大地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减缓和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以自身经济复苏为当务之急，在国际气候谈判场合，将会对发展中国家集团提出更多的责任分担要求。此外，作为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获取应对气候变化资金和技术的主渠道的碳交易市场也受到冲击。因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种种威胁时更形困难。

前景

哥本哈根议程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确定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减排目标，并区分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的责任以实现该目标。然而，由于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十年前迥异，在此议程中，“京都原则”能否得到各主要谈判主体的尊重成为问题的关键。同时，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适应当前实际，包含建设性原则的开放式谈判框架作为讨论的基础，以此打破谈判的僵局。此外，随着欧盟谈判地位的弱化，该进程也缺少了实现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议定书》顺利衔接的主要推动者和协调者。在短期内，顺利克服种种障碍，就分歧甚巨的中期目标等实质性问题达成一致前景渺茫。

对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应继续协调并整合各自利益诉求，增大谈判话语权，继续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以哥本哈根议程为契机，切实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推动确立有利的国际气候变化机制原则，促进达成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气候制度。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动态信息和突发事件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