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所有国家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的五项原则，并被载入中印两国政府之间签订的协定。此后，中国对五项原则的个别文字做了修改，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形成了现在的表述。1954年，中国与印度和缅甸两个邻国向世界提出倡议，在国与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最初提出这五项原则时，主要强调用它们来指导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针对苏联在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干涉它国内政的做法，中国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实行和平共处的原则。1956年11月，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从此以后，中国与许多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民族主义国家，抑还是资本主义大国之间所签署双边文书，包括1972年中美之间签署的《上海公报》、中日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及1989年中苏之间签订的《联合公报》，都确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1982年12月，中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则以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对外政策中执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继续坚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一切和我们平等交往的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扩大同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一些重大的国家问题上，中国也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如中国提出和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建立新型安全关系，提出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等。

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关系是中国根据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出的一个基本规律。这一规律表明，“如果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如果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能尖锐对抗甚至发生冲突。国与国之间关系好坏，关键在于双方是否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第四，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把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遭遇相同，处境相似，利益和愿望一致。作为发展中国家群体的一员，中国强调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出发点，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事业，主张和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新中国从成立伊始就积极支持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在政治和道义上给予它们支持，在经济和军事给予它们以援助。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期间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8原则至今仍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指导性原则之一。20世纪70年代，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为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和巩固政治独立，以原料为武器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提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中国给予大力支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继续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作为自己的国际义务，更加坚决地支持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努力加强同它们的合作，积极促进它们之间的团结。鉴于发展中国家已经进入了以发展民族经济为中心任务的历史阶段，中国除继续向它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积极探索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双边互利合作的新途径。中国提出根据“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根据“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四项原则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会议上，以及中国对外的双边关系中，中国提出不仅要加强南北对话，而且要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础从以往的反帝、反殖和反对种族主义，转变为反霸权主义、反强权政治、反对外来干涉，以及加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国家之间高层领导人的互访频繁，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1995年，江泽民主席在出席联合国的会议期间就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提出了四点主张：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加强协调，密切配合；挖掘潜力，取长补短；团结一致，共创未来。这些原则是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构成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