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执政后，很快就着手在中东地区大力推行“新政”。从亲自出访土耳其，派遣国务卿希拉里出访中东“探路”，任命米切尔为中东问题特使前往斡旋，到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全面阐述其改善美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演讲，一系列外交活动不仅目标明确，而且颇具章法，其中“巧实力”的灵活运用更令人耳目一新。

奥巴马调整中东战略的动因

奥巴马高调调整美国中东战略，主要是出于摆脱美国在中东的困境，维护其在中东的战略利益，重塑美国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考量。

众所周知，中东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油气资源丰富，地缘战略地位重要，不仅集结了国际事务的热点、难点，而且囊括了美国防范、打压的“问题国家”和激进势力，与美国反恐、防扩散和能源安全等重要战略息息相关。

奥巴马的前任布什执政8年，特别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祭起反恐大旗，对大中东发动了两场战争。随后，布什又推出“大中东计划”，对包括昔日盟友的阿拉伯温和国家强行实施“民主改造”，将巴勒斯坦问题也纳入这一框架中，偏袒以色列的立场更加明显。布什强硬中东战略的后果，就是在这一地区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伊拉克形势长期动荡、伊朗核问题久陷僵局、巴以问题更趋复杂化。中东新老热点、难点问题相互交织，且反美主义明显呈现上升趋势。布什在中东的上述“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美国在这一地区乃至全球的利益。因此，奥巴马一改“布什主义”的强硬姿态，频频向以中东地区为核心的伊斯兰世界释放善意，就是要展示其修正布什的错误，与广大中东国家“化干戈为玉帛”的决心，进而达到重新掌控中东的目标。

奥巴马中东新战略的总体思路

向伊斯兰世界释放善意、表达与之改善关系的愿望是奥巴马中东“新政”的最大亮点。奥巴马公开盛赞伊斯兰世界对人类社会和美国的历史功绩，且称其为美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双方都具有正义、发展和人类尊严至上的价值观，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特别是摒弃了布什将攻击矛头指向伊斯兰教的“新十字军东征论”，刻意将暴力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教区分开来，强调伊斯兰世界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是促进和平的力量。

除此之外，奥巴马中东“新政”还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暴政国家”以怀柔政策取代武力威慑，如公开表示愿与伊朗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关系”，声明与伊谈判不设置任凭先决条件；二是强调在中东“稳定”为上，“民主”次之。在对埃及等温和国家的“民主改造”减压的同时，更多地鼓励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三是积极提倡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开展多方面合作，充分发挥美国在科技、教育、经贸等方面的“巧实力”，通过为中东国家提供帮助，加强相互对话与交流。

改变布什的僵硬做法，妥善应对中东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是奥巴马中东“新政”的落脚点和重心。首先是全方位处理巴以问题。奥巴马一改布什在巴以问题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僵硬做法，主张从全局出发，“综合解决”。具体来讲，就是将处理巴以问题的进程与解决叙利亚、黎巴嫩、伊朗等问题同步进行，以便这些相互关联问题解决能够“相互促进”。同时，为了平复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不满，奥巴马在力求“一碗水端平”的同时，明显将天平的一端倾向于巴方，强调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权利，否定犹太定居点的合法性。其次是在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务实的姿态，更多采取“诱拉”手法取代“强压”手段，即通过全面改善美伊关系，诱使伊朗放弃核研发。同时，奥巴马更强调伊美双方在扶持伊拉克什叶派政权、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以及打击阿富汗境内毒品交易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具有一定的合作空间，从而为双方对话奠定了基础。第三是在伊拉克问题上另避蹊径，根据安全形势变化，将反恐重心东移至阿富汗、巴基斯坦，为美军“体面”地退出伊拉克“泥潭”铺路。第四是加强与地区阿拉伯盟国的合作，遏制伊朗。5月20日，奥巴马批准了《美国与阿联酋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并称该协议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中东及海湾地区防务与安全。实际上，据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情报机构称，阿联酋的迪拜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非法交易的中枢。因此，美国与阿联酋签署该协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阻断伊朗通过从迪拜走私获取核原料。

积极效应与制约因素

奥巴马中东新战略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首先是中东国家积极回应。埃及媒体高度评价奥巴马的开罗演讲，特别是美国新政府对埃及中东大国地位肯定。其次是对地区政局产生间接影响。奥巴马开罗演讲后的中东“第一件大事”—黎巴嫩大选结果众望所归，以哈里里为首的多数派“3.14运动”联盟以较大优势赢得议会选举，消除了最令美国担忧的、黎真主党掌权的危险。第三是地区外交趋于活跃。在奥巴马“新政”演说的“感召”下，土耳其、约旦等国纷纷向叙利亚传递信息，为恢复叙以谈判积极做工作。

表面上看，奥巴马的新中东战略似乎可“以巧制胜”。然而，中东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一旦涉及到有关国家的核心利益，关键还在于当事方领导人是否具有做出让步的客观条件和意愿。而作为“外部力量”的美国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巧实力也未必能奏效。

首先，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利库德集团赢得议会选举并组成右翼主导的政府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更趋强硬。内塔尼亚胡拒不接受“两国论”，为巴勒斯坦建国设置种种障碍。例如，6月14日， 内塔尼亚胡说，如果巴方承诺不设置军队，并为确保以色列安全采取必要措施，同时承认以色列是犹太民族的国家，那么以方将愿意在本国旁边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另外，内塔尼亚胡还试图以“经济路线图”（即着重与巴方谈判经济重建问题）取代由美国等“四方机制”制定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坚决保持犹太人定居点“自然增长”。以色列右翼力量主导政坛的政治格局，决定了现政府强硬的和谈政策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特别是在触及边界划分、巴难民回归、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上，以色列现政权更难做出实质性让步。因此，以美之间的摩擦与矛盾在所难免。

其次，伊朗与美国围绕伊地区作用、核问题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一是在伊核问题上双方尖锐对立。对美国来说，伊朗拥有核武器将对地区、乃至美国全世界的安全构成威胁，阻止伊朗拥核势在必行；而对伊朗来讲，拥核是其自立图强、应对来自以色列等地区威胁的必要途径，决不会轻易放弃。二是两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大相径庭。伊朗一直想成为主导中东地区事务的大国；而美国则视伊朗在中东坐大为“洪水猛兽”，对其极力孤立、遏制。三是美国的地区盟友以色列是伊朗的“死敌”，而阿拉伯温和国家也视伊朗这个“什叶派大本营”为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势必会对美国调整对伊政策形成牵制。

第三，伊拉克形势走向未必会允许美国“体面”撤出。从内部来讲，伊拉克战争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伊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逊尼派传统的主导地位遭到颠覆，什叶派和库尔德力量迅速上升。什叶派团结联盟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不仅收纳众多党派和实力派人物，而且得到伊拉克什叶派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鼎力支持。同时，什叶派还掌控着伊现政府。然而，面对来自伊拉克临时政府、临时管理委员会及驻伊美军的多重打压，逊尼派的暴力反抗方兴未艾。同时，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倾向也预示着伊分裂的“不祥之兆”。因此伊拉克安全局势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善，随时存在陷入混乱、甚至失控的可能。从外部来看，伊朗、沙特、土耳其、叙利亚等伊拉克的周边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对伊施展影响力甚至实施渗透，俄罗斯、欧盟等也对分享伊战后重建之块“大蛋糕”跃跃欲试。如何妥善安排好错综复杂的伊拉克事务，避免后患，是对奥巴马政府的严峻考验。

最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干扰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变量。奥巴马将反恐重心东移并不意味着中东地区的恐怖暴力活动会逐渐销声匿迹。众所周知，伊斯兰极端势力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反美，因此不会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美国改善关系坐视不理，很可能会在“适当时机”再度兴风作浪，给奥巴马推行新中东战略制造障碍。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