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的金融风险与经济衰退的忧虑与恐惧的时候,5月4日,中日韩三国宣布与东盟共同建立外汇储备基金，以帮助参与国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外汇储备基的总规模为800亿美元，中日韩三国分担80%，约640亿美元，东盟国家负担20%，约160亿美元。

一,加强金融、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与合作

不久前,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引发了对金融市场的波动。其实,次贷作为美国面向信用等级较低的人们的住宅融资,其余额不过1万5千亿美元,仅占美国住宅贷款的大约15%。然而,由于次贷的债权被组合和扩散到多种次级抵押贷款和金融衍生商品里面,致使购入这些证券化商品的各国金融机构蒙受巨额损失,造成美国一家出事,世界为之受累的局面。

次贷危机让整个世界经济为之受累,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金融衍生商品的交易规模的急速扩大。在1995年底,金融衍生商品的交易规模只有41万亿美元,到了2006年6月扩大到370万亿美元,在大约10年期间竟扩大到9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的金融不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金融衍生商品的危机.

这个状况不能不令人想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次危机可以说是金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典型冲击。金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善良的人们总是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公平竞争为原理的经济体制,然而在事实上,说国际金融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被一小撮投机基金所操纵的玩偶也不为过分。

人们记忆忧新的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导的国际救援不仅姗姗来迟、力度薄弱，而且开错了方投错了药，其结果是反而加重了发生危机的亚洲各国的灾难。

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真正能够站在亚洲的立场上帮助遭受危机的国家走出危机的,不是西方国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恰恰是亚洲各国的自救和互助。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中国和日本。正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际坚守住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阻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正是日本政府在1997年9月的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主张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筹资1000亿美元组建，向遭受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与之相反,西方国家表现如何呢?正是美国的投机基金成为给亚洲金融危机推波助澜的罪魁祸首；正是美国和IMF强烈反对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致使其无疾而终。事实证明,美国乃至西方,他们所作所为就是在亚洲谋求最大的利益,而决不会把亚洲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

即使是对自己的盟国日本，美国在战后为了自己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可以给日本提供“慷慨”的支援，但是当日本成长为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美国就会毫不留情地转而对日本进行打压。美国打压日本主要用的就是金融手段。1985年美国搞了个“广场协议”，企图通过外汇政策打压日本经济，但日本企业通过顽强的经营合理化努力克服了日元升值造成的经济萧条。

1988年美国又搞了个国际结算银行（BIS）规制，并于1993年强加于日本的银行，利用自有资本比例（自有资本/资产）必须超过8%的规定，打乱了战后日本的银行将大部分资产运用于长期贷款的经营战略，扼杀了战后日本经济的一大强项：容许民间企业以较少的资本金展开长远的大事业。可以说，BIS规制比日元升值更有效地打压了日本经济。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受打击最重的正是在80年代不可一世的日本银行界。日本经济在90年代进入长期低迷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敲打日本”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

鉴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沉痛教训，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于马尼拉峰会于1999年11月通过《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一致同意加强金融、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并确定了监督进程的框架协议。2000年5月6日，十三国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即《清迈协议》），这意味着东亚金融合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根据该协议，东盟和中日韩将向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投入一定数额的外汇储备资金，以便在某个成员面临外汇资金短缺困难时帮助其缓解危机。

2005年5月，于日本京都举行的上一届东盟和中日韩财长会议上，与会各方提出了设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设想，将原本以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为基础、旨在应对外汇资金短缺危机的“清迈倡议”转为多边机制。在“清迈倡议”成员国经过对该倡仪的运作效率及其问题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面对当今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严峻形势，中日韩和东盟此次同意建立的800亿美元外汇储备基金，对于东亚各国加大共御金融风险、抵御投机性货币攻击的能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 推动亚洲地区货币一体化的进程

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之下，兼为国家货币和国际货币的美元一路贬值，导致美元地位不稳, 也预示着以作为一个国家货币的美元充当国际货币的现存国际货币体系正在走向动摇。

事实证明，美国总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甚至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它往往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通过贬值或变相贬值，转嫁其国内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即以这次美元贬值来说，它一方面大大减轻了美国自身的外债负担，另一方面却坑了拥有大量美国国债等美国债权的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同时令相关货币面临升值的压力。与此同时，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的货币政策还时常诱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危机，1994年底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就与当年美国联储连续提高利率导致外资回流美国有关。

东亚是全世界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美元外汇储备对GDP比率最高的地区，因此东亚不少国家蒙受的无形损失也最大。即以中国与日本为例，有分析估计,假定中国外汇储备的90%是美元,那么,从今年3月到4月的仅仅一个月期间,中国因为美元贬值而损失掉了357亿美元。3月27日日本财务大臣额贺福志郎表示,由于美元贬值,日本的外汇储备损失约为18.5万亿日元,相当于1872亿美元。日本丰田公司称,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每升值1日元,该公司利润就减少3.5亿美元。专家认为，美元的持续疲软以及中、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过度的外汇储备已经危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行。

众所周知，国际货币合作的方式有国际融资合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建立联合汇率机制、建立单一货币区五种。迄今东亚金融合作的实质内容不过处于国际货币合作的初级阶段---国际融资合作，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标志着东亚金融合作发展到第二阶段，但仍然停留在如何建设防范金融危机的机制的层面上。从长期看,如果东亚地区能够如同欧洲那样, 不断深化金融合作并走向单一货币区，必将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旦东亚统一货币得以实现，获得可以和美元一争高下的地位，形成与美元、欧元三足鼎立的货币格局，东亚就能够彻底摆脱向美国缴纳巨额“铸币税”的被动局面，并大大提高抵御美、欧货币政策变动冲击的能力，由此大幅度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公正性。

三, 中日战略互惠的一次重要实践

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十国加强金融合作，虽然是13个国家共同的事情，但是，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的积极推动起到了十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过去,由于中日这两个本地区的大国相互缺乏信任，致使有关东亚经济与金融合作的各种谈判难以获得进展，迫使东盟只好与中日两国分别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然而，随着中日关系“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改善势头不断发展，中日两国日益表现出对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特别是有力地增强了东亚地区经济协作的向心力。

中日韩三国宣布与东盟共同建立外汇储备基金这件事，恰好发生在胡锦涛主席访日的前两天，这决不是偶然的。5月7日，胡锦涛主席和福田康夫首相在东京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宣示，要“本着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原则，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和平、繁荣、稳定和开放的亚洲”。可以说，此次东亚13国共建外汇储备基金，是中日关系转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展惠及于整个东亚地区的一次重大实践。

专家指出, 中日政治互信的加强决定着未来中日在金融合作方面的深度和广度，中日双方如果能够跨越一些政治上的障碍，在一些领域各自做出让步，未来合作的前景十分看好，中国日合作双赢的可能性比日美合作双赢的可能性更大。比如，中国的银行和日本的银行可以一起干预美元贬值，这比一个国家单独抵制美元贬值更有效；中国和日本发展资本市场上的合作，加强对亚洲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的投资，可望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国和日本在优化外汇储备结构上面临着共同的课题等等。总之,中日关系发展有助于推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此同时, 推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共同事业必将反过来促使中日关系更加紧密，进一步升温，达到“政热经热”的境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