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相互依赖

在双边关系层面上，随着新一轮台湾立法机构和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临近，中美关系面临台独势力日益猖獗的挑衅。2007年9月6日，美国总统布什在与胡主席的会面中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公投，反对以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针对台湾岛内的局势，2007以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八次发表公开警告，从美国驻台代表杨苏棣、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彭特到国务卿赖斯，层级不断升高，言辞也日加严厉。在应对台独势力挑衅方面，中美之间的沟通也达到了强所未有的高度。

经贸问题的政治化是中美双边关系层面上存在的另一个挑战。经济全球化使中美双方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2006年，按照中方的统计，中美贸易总额2627亿美元，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海外出口市场；按照美方统计，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然而全球化也会带来竞争加剧、产业外移以及结构性的失业问题。进入2007年之后，经贸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麻烦最多的领域，围绕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问题，国会酝酿的针对中国的议案不下二三十个。

中美贸易不平衡不是数字的问题，而是工作岗位的问题。全球化竞争和工人失业会在政治上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集中表现在国会政治当中。2007年5月和12月，在两国首都分别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吴仪副总理在会议上指出，要从中美长期战略合作的高度来认识中美经贸关系，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长远地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倾向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2007年年中，美国数百家企业和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在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反映出中美经贸关系的高度相互依赖性。

居安思危

总体而言，2007年的中美关系延续了“9•11”以来稳定发展的局面，但是诸多不稳定因素也在抬头。除了台湾局势和经贸问题之外，中美在安全和战略领域的潜在矛盾更加令人不安。2007年初发生了反卫星导弹试验事件，年末发生了拒绝美国航母在香港靠岸事件，都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反华势力借机炒作新的“中国威胁论”。中美两军交流的落后状况极大地影响了两国战略互信的建设。此外，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美国国内的人权、环保、藏独、疆独势力也在蠢蠢欲动，企图借万众瞩目的奥运时机制造事端。

中美关系的外部和内部政治环境也在发生变化。首先，“9•11”以来美国以反恐为中心的战略格局正面临调整。美国把战略中心放在大中东地区的反恐和扩展民主，继而陷入伊拉克的僵局，在战略上需要稳定大国关系，争取中国等主要大国的协作。而今，随着激进的新保守主义的退潮，伊拉克的局势渐趋好转，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行将调整，中美关系所依托的国际战略格局也将发生变化。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在过去几年里，布什政府在外交问题上占据强势地位，共和党一家独大的局面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而今随着民主党在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的胜利，布什已经陷入跛脚鸭的境地。2008年总统大选提前开场，民主党目前占据了优势。在选举政治占据主导的背景下，党派分歧、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因素有可能对中美关系构成冲击。

走出周期律？

中美关系当中历来存在所谓的大小周期律，所谓大周期就是四年一度美国总统大选给中美关系造成的冲击，新总统往往要经过一个从对华不友好到友好的转变过程；所谓的小周期律是每年3－6月由于美国国会、利益集团和拨款政治的影响，往往会制造各种反华的噪音。然而，“9•11”事件六年来，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发展打破了这一周期性波动的规律，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或者仅仅只是一段特殊的例外时期？

这个命题恐怕要留给未来的2008－09年，用新一轮的美国大选和政权轮替来加以检验。不过，过去六年的稳定发展足以加强我们对未来的信心。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通过经贸往来形成了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中美两国内部都存在维护关系稳定的利益结构和政治力量。近年来在两国政府间形成的各种对话、交流和沟通机制也有利于增进共识、化解矛盾、削减波动的幅度。

其次，中国自身力量的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是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过去的中美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中国只是被动适应美国变化的因变量。如今，中国因素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自变量，中国的主动选择也将塑造中美关系未来。因此，中美关系周期律的破解不仅取决于美国政治与外交的走向，而且更取决于中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前景。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