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战略互信：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前提

2006年中日贸易额首次突破２０００亿美元，预计２００７年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算上香港特别行政区，中日贸易额早已经超过日美贸易额。正如北侧一雄所说，“日中的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离了谁都不行”。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关系是双赢的关系，而非“零和”的关系。中国不断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对日本来说是有利的；日本走出“失去的十年”，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能够不断深化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也必然进一步增进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

一般来说，国家间经济往来的扩大和相互依存的加深，有助于减少或缓解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摩擦和冲突。但是，作为国家更加重视政治和安全目标，因此，经济上相互依存对国家走向冲突的制约作用是有限的。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虑，人们所关注的往往不是自己获得了多少，而是对方获得了多少，担心对方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会转化为军事实力，从而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信任是合作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如果日本将和平崛起中的中国视为威胁，而中国等亚洲国家对走向“普通国家”、追求“军事大国”的日本是否会复活军国主义感到不安和疑虑（这种不安和疑虑又因为历史因素被“放大” ），必然导致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感趋于下降。因此，如何克服两国间的信任缺失和“安全困境”，增强双方的战略互信，建立能促进相互信任的机制，成为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前提。

中日之间需要发展一种“信任文化”，“信任文化可以为相信他国提供充足的影响，而不信任文化可能唤起不信任的行为”。如何消除疑惧，增加信任，在两国之间形成“信任增加信任”的良性循环，走出“不信任刺激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成为中日两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在这个方面，两国领导人互访以及伴随领导人互访而展开的浓密的信息交流，包括访问前的外交和舆论准备、与领导人访问伴行的政经各界人士、领导人与对方国家政界、媒体乃至广大人民的直接对话、对方国家和本国国内的舆论反应等等，必将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气氛和增进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带来一般性互访接触所无可比拟的效果。当然，强调领导人互访的意义，决非意味着看轻民间往来和交流的重要性。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经过来看，恰恰是“民间外交” 促成了当年田中角荣首相的访华和中日邦交的恢复。可以说，“民间外交”、民间往来和交流对这次中日关系“再正常化”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当年“民间外交”对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作用。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在进一步扩大民间往来和交流方面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这里说的“天时”包括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成为时代潮流、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威胁日益成为两国共同的安全安关切等等；这里说的“地利”是指两国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大家来去方便，旅行不用烦恼“时差”，货运也无需担心漫长海路上的不安全因素；这里说的“人和”是指作为东方国家，中日两国都崇尚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就十分强调“和”与“信”，本着“和”与“信”的儒家精神，中日两国人民曾经友好地交往了两千多年。正如最近来访的日本政治家所说，“政治领域的交流和领导人的信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国民层次的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百闻不如一见。’两国国民、特别是年轻人要多访问对方国家，了解真实的国家情况，充分认识和理解对方，这才是日中关系的基石。”通过双管齐下地推动“领导人和政治家层次”与“国民层次”的相互交流，人们可以相信中日之间的“信任文化”必将能够得到培植、发展和深化，两国必将做到“言必信，信必果”，坚持中日关系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以史为鉴，走向光明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