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经济困难其实有很多深层次原因。首先是冷战结束时朝鲜错过了一次重要的历史选择机会。冷战结束使朝鲜经济失去了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体系的支持，而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朝鲜持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当时朝鲜把历史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半岛的和平统一上。但是，美国提出的核问题不仅迟滞了朝鲜半岛南北接近的步伐，而且使朝鲜将安全问题摆在了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位置上。1994年美国和朝鲜的核问题框架协议，对朝鲜来说，似乎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但是由于美国在履行协议上的迟缓，最终使朝鲜在领导人更换之后，选择了与周边发展环境背道而驰的“先军政治”路线。因此，与其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自然灾害使朝鲜经济陷入困境，不如说是历史性的选择使朝鲜经济脱离了世界时代的潮流。

除了自身的原因之外，使朝鲜陷入困境的最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政治态度。进入新世纪时，朝鲜再次表现出了对改变自身经济现状的意愿。这其中有三个迹象：一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对中国的非正式访问，考察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二是朝鲜积极与欧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表现出愿意与世界交往的意向；三是逐步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使朝鲜的对外交往难以获得重要的经济效果，而2002年核危机的出现更是使朝鲜难以进行内部发展战略的调整。从2002年到现在，核问题成了朝鲜生存的核心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朝鲜就难以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因此，到了现在，如果能够通过解决核问题来彻底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那对朝鲜未来的发展将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从这个角度看，朝鲜愿意以弃核来换取美朝关系的正常化，应该是一种可行的战略性选择。但是，朝鲜是否能够实行这种战略性转变，至少有一半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给朝鲜这种机会。

第五轮六方会谈最后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有一半的原因应该归结为美国在政策上做了重大的调整。美国做出的最明显的政策调整是就金融制裁问题与朝鲜进行了双边谈判，并表示要解除对朝鲜在澳门汇业银行存款的冻结。如果说这可能仅是美国为使六方会谈取得进展而进行的策略调整的话，那么，美国表示愿意就美朝关系正常化问题与朝鲜进行谈判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战略调整的信号。

促使美国政策调整的因素既有布什政府的现实考量，也有深层的战略性因素。从现实来看，布什政府两任八年的执政期限面临尾声，但是在反恐大业上，布什政府所获不多，伊拉克的混乱更是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如果布什政府不能在朝鲜或伊朗核问题上有所收获的话，那么到2008年总统大选时，共和党在外交课题上就几乎没有什么资本来抗衡来自民主党的指责了。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提出的非常明确的弃核交换条件就为美国的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

但是问题是美国的政策调整究竟是战略性的还是策略性的，这至少也是朝鲜方面心存疑虑的问题。同样地，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在对朝问题出现战略性政策调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美国在冷战结束时提出朝鲜的核问题，其中原因除了对核扩散的担忧之外，更主要的恐怕是出于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出发。冷战的结束不仅仅是给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严重的社会冲击，在东亚，随之而起的和平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同样也冲击着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因此，以各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的合理性是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在东亚的一项重要工作。而朝鲜的核问题恰恰符合美国的需要。这也是影响美国对朝鲜政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另一个深层原因，是美国希望柏林墙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同样能影响到东亚，而朝鲜政权的改变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由此归纳起来，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战略利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防止核武器的扩散；第二是改变朝鲜政权的性质；第三是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战略布局。

对于美国来说，随着去年5月美日2+2会议达成的协议，美日军事一体化体系的初步确定，美国在东北亚面对后冷战时代的军事战略布局已接近完成。美国已经不再需要利用朝鲜核问题来证明自己在东亚军事存在的合理性。而朝鲜核问题本身发生的变化是它正在从过去只是在理论上可能出现的威胁变成现实中真实的威胁。因此，现在再让其继续发展拖延下去，可能反而会严重损害美国在东亚的军事战略利益。从这两个方面讲，美国现在都需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而作为美国战略利益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因素，从历史的经验看，在美国的战略选择中，这个因素经常是从属于军事战略的考量。当年，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选择了与中国建交。而后，又为了平衡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放弃了与越南的历史宿怨。对朝鲜，美国在这方面如何动作，仍然取决于美国对其自身战略利益的判断。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美国对朝鲜人权特使列夫科维茨最近曾表示，美朝建立正常关系前，应事先讨论朝鲜的人权问题。这种观点显然代表了美国政界许多人的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在美国同样有人希望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和美朝关系的正常化，能使朝鲜将眼光转向经济发展，并由此带来朝鲜社会的变化。而且，即便美朝实现关系正常化也不妨碍美国在人权等问题上与朝鲜展开对话。由此可见，意识形态问题不会成为美朝之间的真正障碍。

虽然，我们从美朝双方的角度都看到了进行战略性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和现实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调整可以轻易地实现。历史惯性的力量依然强大，影响双方决策的内部因素相当复杂，而双方之间对对方的举动如何做出恰当的判断，并逐步建立起使谈判成功所必须的最基本的相互信任，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但无论如何，看到目前美朝关系存在着出现历史性转折的可能性，对双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双方都看到这种可能性，那么这种转折的出现就不会太远了。

（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