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表明事情正在发生变化。防止核武器扩散机制面临挑战的原因，既有历史发展引发的新问题，也有禁核制度本身缺陷的因素。

首先，是因为核知识、核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极大地降低了核门坎的高度。多年前美国曾搞过一个试验，令两位普通的物理学大学毕业生，在不提供任何特殊帮助的条件下，仅凭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核物理知识和公开渠道查到的资料制造一颗原子弹，结果他们都成功了。如今，制造核武器的理论和技术正从国家绝密试验室走向民间，而且国际上一些不法人员已编织起核技术和核材料地下交易网络。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某个集团，只要有足够的决心、资金和时间，研制一颗核武器已没有难以克服的困难。

其次是防止核扩散全球管理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国际文件虽然规定了签约国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义务，但这个条约的签署和退出却是自愿的，防扩散管理机制是软性的。这样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对于签署者来说，不想搞核武器时就加入，想搞核武器时就退出；对于条约来说，对那些有核野心者本应加以约束却无从约束，对于本来无意搞核武器无须特别约束者却加以约束。于是，在防止核武器扩散管理上实际上仍处于无政府状态。

第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非核国家不制造核武器，但同时规定非核国家有权和平利用核能。由于没有更进一步的细节性规定，这就为有意制造核武器的人在和平利用核能的饰词下进行非和平利用留下了空间。因为，和平利用和非和平利用之间的界限只存在于当事者心中，外人是极难掌握的。事实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产生以后出现的一些制造核武器行为起初都是在和平利用核能的掩护下进行的。

第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了核国家不得向非核国家扩散核武器，但是它未规定核国家不得首先使用核武器，更不得向非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样便在客观上确立了核国家对非核国家的优势，成为非核国家获取核武器以谋战略平衡的持久压力。

以上这些因素正在侵蚀着现行的防止核武器扩散制度，防扩散机制正在失灵。谁都知道，一旦首先由一两个国家成功完成对防扩散制度的突围试验，随后就会有一大批后继者跟进，形成溃堤之势。果若如此，世界就离卡普兰所设想的“单位否决国际体系”不远了。届时，每个国家都拥有决定人类命运和前途的致命手段，甚至比卡普兰的设想更糟糕，连一些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也拥有了核武器。是否使用和何时怎样使用这些核武器，一切取决于控制者的良心、性格甚至是心情。有人天真地认为，当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拥有了核武器，拥有了“一票否决权”，世界就会真正实现“民主化”。这是一种没有任何依据的假设。更大的可能是，人类将被挟持，被某个国家甚至某个集团挟持，而且被挟持的不是某一特定的国家国民，而是全人类。在任何一个有法律秩序的现代国家都不会允许出现的这种可怕的“大民主”，何以在国际社会就应该进行这种危险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