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第三次会议达成以提供能源和经济援助，换取朝鲜逐步关闭核设施的协议。但是，坦率地说，欲使六方会谈达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的，则必须使六方会谈突破四个“坎”。

第一是对六方会谈作出准确的定位，即明确它的宗旨究竟是“推迟摊牌”还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自从六方会谈开始以来，始终存在着这两种定位的差异，并时时体现出二者间的矛盾。如果将六方会谈视为是推迟摊牌的机制，就必然视六方会谈本身为目的，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为次要。“过程就是一切，结果随其自然”。若此，定是把关注点放在维持会谈的持续上，而不是会谈的效率和结果上。一切都慢慢来，只要能维持会谈就是胜利，客观上就把六方会谈变成多方周旋拖延时间的游戏。如果将六方会谈定位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途径，就会突出会谈的工具性。它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服务得好，就使用之，服务得不好，就改善之，如无效，就抛弃之。若此，定会关注六方会谈的效率和结果，突出时间观念，搞出大致时间表，防止拖延。会谈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在这两种六方会谈定位上，人们必须做出明确而正确的选择，否则六方会谈就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在朝鲜业已进行核试验，朝鲜半岛无核化已遭破坏的情况下，六方会谈如何定位益加显得重要和紧迫。偏安思想不能得到有效克服，六方会谈取得实际成果的可能性就会微乎其微，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第二是六方会谈的议题和形式是简单化还是复杂化。长期以来，好心的人们一直把朝鲜核问题同朝鲜问题混为一谈，他们一方面看到了朝鲜问题的复杂性，但同时又奢望通过一次努力一揽子解决，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他们开始设计一揽子方案，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友好、合作等等，把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去处理，结果事情越搞越复杂。过去美朝双边谈判、中朝美韩四边会谈等失败原因皆在于此。其实，六方会谈的宗旨是解决朝鲜核问题而不是朝鲜问题，朝鲜核问题是一个安全问题，解决办法只能局限在安全范围之内，任何使之突破安全框架的设想和安排，都是人为的复杂化。既然朝鲜宣称它发展核武器是因为其安全受到美国的威胁，那么就要通过签订美朝双边安全协定或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来解决，质言之，就是“弃核换安全”。这是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也是一个不难解决的问题。至于所谓朝鲜问题，则复杂得多，它涉及有关国家间的历史经历、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战略利益、政策法规甚至是好恶成见等等，这远远不是六方会谈可以解决的问题。将之硬行地与核问题挂钩，并将之列为六方会谈的议题，其结果只能是使问题乱成一团麻，作茧自缚。例如，诸如发展外交关系，改变对外政策等，那是解决朝鲜核问题后的一种良好结果， 不是解决核问题的条件；又如提供经济援助，进行经济合作等，那是改善关系后的一种友善表示，而不是一种义务，否则将陷朝鲜以“核讹诈”的恶名，朝鲜何以能辩诬！所以，六方会谈从议题到形式都应简单化，即议题局限于“弃核换安全”，不搞一揽子解决方案，形式坚持六方框架，不搞分会制，否则六方会谈难以取得成功。

第三是解决朝鲜核问题，是全部解决还是部分解决。在讨论朝鲜弃核过程中，人们将会遇到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明确而妥善解决，这就是：第一，朝鲜是否有浓缩铀计划，若有，是否纳入解决朝核问题范围之内；第二，朝鲜业已制成的核弹如何处理。关于第一个问题，朝鲜目前只承认自己有钚计划，否认有浓缩铀计划（朝鲜在2002年10月一度承认有浓缩铀计划，后又否认）。而美国则坚持说朝鲜实际上有两个核计划。在2005年第四轮六方会谈结束时达成的《联合声明》中对这一问题作了含混表述，即“朝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现有核计划”一语可做多解，美朝双方都可以引为已用，今后六方会谈进展到讨论弃核阶段时，这一问题必然成为争执的焦点。关于第二个问题，《联合声明》已写明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但是自从朝鲜核试以后朝鲜权威人士多次声明“试验核武器不是为了放弃”，在去年12月18日开始的那次六方会谈中，朝鲜代表团长明确表示朝鲜核武器不在六方会谈讨论范围之内，会谈中朝方谈论的最底线是“冻结核计划”。数年前朝鲜方面曾暗示朝鲜要至少保留一枚原子弹。由此看来，在所提条件得到充分满足以后朝鲜冻结甚至放弃其现有核计划是有可有的，但是否放弃已经制成的核武器，则是一个未知数。六方会谈宗旨是解决朝鲜核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如果上述两个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六方会谈实际上是未达目的。

第四是关于分阶段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行动原则的周密化问题。2005年9月19日的《联合声明》已对此作出了一个很好的规定，即确立了“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目的是在缺乏相互信任的情况下，解决谁先迈出第一步的问题，其实质是追求同质、同步。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原则还须细化、周密化，否则不仅会引起争执，还有可能把事情引向歧途。在“承诺对承诺”这一步，虽然也存在承诺是否平衡问题，但即使是不平衡、不同步，问题也不太大，但“行动对行动”这一步就须有进一步规定。比如，朝鲜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曾暗示要进行新的核试验，但实际上至今未进行。这种“不作为”算不算是一种“行动”，要不要给以“补偿”呢？朝鲜冻结其核计划显然是一种“行动”，有关方面要给以补偿，比如要付给一定数量的石油。但“冻结”行动是可逆转的，随时可以恢复核计划，并把冻结时期的“损失”追回来，而付出的补偿却是不可逆转的，送出的东西已经无法追回，这种“行动对行动”就是不平衡的。事实上业已出现了这种争执实例。1994年美朝框架协议签订后，朝鲜“冻结”了其核计划，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着手为其修建两座轻水核电站。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朝鲜恢复了其核计划，继而爆炸了其核武器，“框架协议”被废除。如今两座轻水核电站建设虽然已经中止，但花出去的钱却白扔了。最近，“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已三次写信向朝鲜索赔19亿美元，朝鲜方面不可能接受这种要求。这一问题便暴露了“行动对行动”原则在执行中的盲点，即对事情是否具有可逆性未加考虑。在此后六方会谈中谈及“弃核换补偿”时必须对事情的可逆性有事先的考虑和平衡性安排。

以上四个关键问题未获解决之前，六方会谈都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作者系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