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也开始抬头，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浪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翻案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历史翻案浪潮击碎了“战争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的善良愿望。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一部分急于把日本变成政治大国的政治家便把战后对日本的审判与处理视为成为政治大国的障碍，提出了对战后４０年进行“政治总决算”的主张，对战后的民主与和平主义进行挑战，同时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所谓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认为：战后４０年来把日本作为发动侵略战争国家的判断是错误的，要以“大东亚战争史观”取代把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的史观，要用“终战”的概念取代“战败”，要抛弃被东京审判束缚的日本近代史观，叙述历史的时候应强调“国家的光荣”，使日本人建立自豪感。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日本一些政治家开始肆无忌惮地对历史问题进行翻案。如文部省大臣的藤尾正行１９８６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日韩合并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是经两国商议好了的。……韩国也是有责任的”，并且说“看一看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不能说只有日本进行了侵略战争”。 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１９８８年说：“（战前）白种人把亚洲作为殖民地，如果说谁是侵略者，是白种人。”因此，他明确提出：日中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没有侵略的意图”。

20世纪90年代后，更多的日本政治家卷入到对历史问题的翻案活动中。特别是部分自民党的国会议员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彻底否定战后对日本的审判结论，编写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而且通过对日本历史教育的批判把历史问题的争论扩大到日本社会。于是，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为代表的历史修正主义抬头，坚决反对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相反却提出：战后日本正式的历史观是一种“自虐史观”，即由美国占领军强加的历史观（东京审判史观）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势力影响的历史观（共产国际史观）的混合物。他们认为这种历史观对日本来说是“黑暗史观”，接受这一史观的日本学者的反省就是在“自虐”。他们还认为这种史观并不是日本国民主体意志的自由表达，而是“内外的反日势力联合起来”策划的使“日本的国家精神解体”的阴谋，所以主张要在“东京审判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之外寻找第三条路，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而且是描写“光明的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否认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有代表性的暴行问题为突破口，所以在日本全国上下掀起了将“慰安妇”的记述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的运动，同时也连篇累牍地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细菌战与毒气战，否认对劳工进行强制性迫害等文章。１９９６年末，“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针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逐步改善的趋势而决定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到２００１年，该编纂会编写了得到文部科学省审定的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在遭到了采用率极低的挫折后，该编纂会继续在２００５年推出修订本，从而把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变成了亚洲社会关注的历史认识问题。

如何看待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是战后在日本社会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其中涉及到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涉及到历史认识。可以想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日本政治家特别是政府首相一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结果。

可见，历史问题其实是战后在中日两国间，甚至是在东亚地区就一直存在的客观事实。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甚至得到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地伤害战争被害国人民的感情，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不健康环境产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