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系统而理论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内在发展规律方面，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更多地是受工业革命以来欧洲文化的影响，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为主。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了当时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揭示了人类经过科学发展，必将走向和谐世界的内在的规律性。根据这种认识，中国在国内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而外交上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并非这种国内政策的简单外延，而是体现了中国对整个世界发展方向的认识。
     除了哲学上的认识外，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关于“和谐世界”的主张，也是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升华。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面对国际社会强权政治主导的复杂形势，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冷战结束后，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一些西方国家基于传统的霸权或均势稳定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于是，中国又在一贯的和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论。即一个大国在由穷变富、由弱变强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与世界和平相处协调发展，而且还能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多的贡献。在国际秩序走向公正合理的情况下，各国都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来获得发展的空间。这既是倡导和谐世界的目的，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基础条件。
     当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的发展也是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对自身的认识的发展相一致的。冷战后，由于消除了两霸对立的藩篱，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发展，各种经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与迅速流动，加强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不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而是可以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机遇。这种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理论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这种认识上的进步不仅是和谐世界理论提出的重要理论来源，同时也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