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中日关系产生上述特征的根本原因

小泉执政时期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困难， 首先是由于日本对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变化不能适应。战后，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长期持续低迷，其影响力大大降低。反观中国，坚持执行了 28 年的改革开放政策，致使经济平均每年以 10% 的增长率持续高速发展，并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度不断加深，占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有舆论认为，中国经济大有赶超日本的趋势。对此，小泉内阁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对中国的发展心存疑虑，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到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因此总想在某些领域遏制中国。
    其次，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日益猖獗，导致政府对华强硬。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政治大国业已成为日本朝野的主要诉求。从中曾根的“战后总决算”到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都是这种诉求的反应。一国谋求国际地位的上升，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日本国内的某些右翼势力企图借助舆论力量对这种诉求推波助澜，蛊惑日本队外走鹰派老路。从对美国说“不”始，演变为历史问题上的不认账态度。受此影响，小泉内阁的对华政策就会时有跑偏。
    第三，国际环境变化，导致中日竞争性增强。冷战期间，中日两国都面临苏联的威胁，因此在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很容易结成相互依存的战略借助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关系就不复存在了。特别是中国近些年的崛起，在围绕亚太地区的主导权问题上，日本总认为中国是它的竞争对手，于是到处设绊，企图迟滞这种情况的到来。
    第四，日美同盟的负面效应，导致日本追随美国视中国为潜在对手。日美同盟一直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基轴”。冷战之后，日本更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秉承其冷战思维，呼应和支持其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小泉自 2001 年上台以来，多次访美，强化日美同盟，并公然把中国的台湾划入安保范围。
    第五，小泉个人性格使然。小泉不顾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今年选在“八一 . 五战败纪念日 ” 参拜，最清楚地反映出他冥顽不化的特性。为了所谓的“竞选诺言”，为了所谓的“心灵问题”，置个人问题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是小泉的秉性。小泉绝非右翼政客，他曾多次表示过“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也表示过愿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到中国访问时曾专程赴卢沟桥参观抗战纪念馆，在历史问题上也多次表示要遵守村山谈话精神，但却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执拗地坚持一己之见。
     安倍上台以后，中日关系出现了转机。中日关系出现障碍，高层互访中断，既不符合中方利益，对日本也是重大损害，甚至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物极必反，安倍必须另寻出路，破解中日关系的困局。安倍在竞选阶段就多次表示希望恢复日中领导人会晤，促进友好关系发展。
    而日本国内从政界到普通民众大多数人也都期望早日消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产生的恶果。日本外务省今年 3 月公布的民意 调查显 示， 77.9 ％的受 访 者表示 应 改善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 恶 化的日中关系。
今年 9 月，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不同寻常地就日本的历史问题举行一次听证会，讨论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恶热化了的日中、日韩关系。美国认为中日关系的冷却对美国的亚洲战略不利，并且小泉的参拜助长了日本国内一种不承认远东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苗头。美国既不想看到日本 “ 脱美 ” ，也不愿看到日本在亚洲孤立，近期内它还是乐于看到日本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而且日本经济摆脱危机，重新走上复苏轨道，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日经贸关系 的快速发展。中日两国有着互利互补的经济关系，在保持良好政治关系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2006 年是中日关系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经历了一个从冬到春的过程。但是，中日关系的峰回路转是在山里的峰回，也是在山里的路转，两侧既有悬崖也有峭壁，还不是一马平川，还会有曲折、有徘徊。因此，能否利用当前有利形势，使中日关系的发展真正摆脱因领导人更替所造成的波动，摈弃冷战思维，建立起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新型关系。正像 胡锦涛主席指出的那样，开创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互利合作新格局。这已经成为摆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要课题。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