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今欧洲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并不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到欧洲社会的根本利益，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声称，欧洲人没有必要传播害怕中国的言论。英国前外交大臣赫德表示，所谓“中国威胁论”毫无根据，“中国不会成为霸权国家，人们也不应该畏惧中国的发展”。

然而，欧洲社会存在的某些政治偏见还是影响到欧盟的对华立场和态度。2006年10月24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了1﹢1的对华政策新文件，表达了欧方对华的利益诉求。在其政治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的责任》中，欧盟强调欧洲需要对中国复兴的力量做出有效的反应，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而在其首份对华贸易政策文件《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中，欧盟首先强调了中国是全球化的一个成功案例，而不是一个威胁，接着声称“欧盟应该接受来自中国强有力的竞争，而中国也应该做出行动使本国的这种竞争具有公平性”。为此，欧盟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开放，允许人民币升值，加强公平贸易，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在2006年年底前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等。

从欧盟这两份姊妹文件中看出，欧盟试图在“机遇论”和“威胁论”之间寻求中欧利益的平衡。一方面，欧盟指出“一个经济富强的中国符合欧盟的利益”，中国已经成为欧盟和世界的经济增长源；另一方面，欧盟声称“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也导致了中欧贸易的严重不平衡”，要求中国承担起“保证世界经济稳定平衡的责任”。欧盟在新的对华政策文件中表现出来的“二元论”观点，恰恰体现了欧盟对华政策所固有的矛盾特性，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欧盟在解除对华武器禁令和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迟疑不决。

2006年中欧关系体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利益冲突，说明双边关系在深化过程中仍受诸多变数的影响：首先，中欧双方虽有高姿态和好愿景，尚缺乏政治互信，利益协调也不够。中国领导人每次访欧，都要再三向欧洲政要声明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尤其是强调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尽管如此，欧洲社会还是表现出对中国的不少疑虑，说明中欧政治关系中的确缺乏互信。至于中欧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则说明利益协调不够，中欧经济互补性固然很强，但各自的优势互补的确不多，中国更需要欧洲的高技术而不是缺乏技术含量和成本较高的欧洲产品。

其次，欧盟核心成员国领导人的更替也会影响中欧关系的深化。德国在施罗德任总理期间，同中国保持着最亲密的合作关系，同样，法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因希拉克总统对华的友好态度而变得格外亲密。但如今德国总理已换人，法国在2007年5月将举行总统大选，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将挂冠而去。一旦主要成员国领导人更迭，就很难维持中欧关系的亲密程度，这也反映出中欧关系还缺乏一个长效的政治互信机制。

再次，欧盟共同决策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难以保障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欧盟由25个成员国组成，各自的利益与共同的“欧洲利益”未必完全重合，加之内部决策机制固有的缺陷（如重大事务须一致通过的表决原则），往往导致有关务虚的中欧关系提案容易一致通过，而事关具体成员国利益的务实议题则难以形成共识，更谈不上一致通过。比如，类似2006年欧盟的中国鞋业反倾销提案，它只涉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少数几个南欧国家与中国的博弈，但经过欧盟决策机制后却表现为整个欧盟与中国的矛盾冲突，掩盖了半数以上成员国反对征收反倾销税的事实。在共同贸易决策方面，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政府间相互制约，缺乏统一的并能为所有成员国认可的对华经贸战略，利益难以协调。无论在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还是在商签中欧新的伙伴关系协定问题上，欧盟内部都争吵不休，难有作为。

第四，欧洲经济缺乏竞争力，欧洲社会问题较多，而当前欧洲一体化又处于十字路口，欧盟宪法条约在公决中受挫，这些看似不关联的因素在中欧关系的深化中，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却普遍陷入经济低迷状态，不但经济增长乏力、竞争力不足，而且充分暴露出失业严重、社会福利弊端以及移民冲突等诸多问题。中欧关系中的这些不对称特性，自然会影响到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当前，不少欧洲人面对中国的崛起，不去认真反思欧洲深刻的经济社会问题，反而热衷于对中国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把中欧贸易中存在的巨额逆差等问题时常挂在嘴边。其实，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是相当有害的，好像中欧双边贸易达到均衡，欧洲的经济就会充满活力，欧洲社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面对来自欧洲对中国的种种责难，一些欧洲政要和学者倒是从理性的眼光来反思自身的问题，对中欧关系的发展持肯定的态度。施密特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没有中国相对廉价的商品进入欧洲，欧洲人可能无法保持富裕的生活品质。中国无论如何也不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罪人，不可调节的劳工市场和老龄化社会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

中欧关系出现的不和谐因素表明，中欧实质性的对话与合作还有待增强。今后在审视中欧关系时，双方应该注意区别高层定调与下层感受的不同，精英意识和平民意识的鸿沟。既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又要更多地考虑对方的利益，不应把双边经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看得太重。同时，中方要勇于承担与中国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更广泛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应本着“政治互信、经济互补、文化互通、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推动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