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文学的自觉”

如果一定要确定一个时间来表征文学的转折变化的话，那么1985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尽管“伤痕”、“反思”文学的阐释者以“文学是人学”、“人道主义”高张“人的主体性”，但显然“人道主义”并非文学最终的目的地；其背后的现实诉求亦隐约可见。而其后的所谓“改革文学”更是直接呼应现实政治。因此，对文学“恒久”价值的追求成为一些“知青”作家的努力方向。这就是1985年的“寻根文学”。总体上说，“寻根”口号的提出源自文学如何超越现实获得恒久价值的问题意识；而经过数千年历史流转积淀下来的“文化”在他们看来正具有这样的价值。不过“寻根文学”是一个理论和创作都显混杂的文学现象，也并非因为写了文化，作品就天然地具有恒久价值，其间文化如何融入内心并转化为审美表达，都要靠个人造化，不是理论和口号所能解决的。“寻根文学”中最好的作家是阿城和韩少功，阿城是知青作家的异数，《棋王》甫一出手，便鹤立鸡群。

1985年的另一个异数是刘索拉，她和陈村、徐星和残雪的出现，被评论界称为中国真正的“现代派”来了。关于“现代派”，长久以来一直是“腐朽没落”和“颓废”的代名词，1980年代初，就有作家开始呼唤“现代派”，理由也很妙：中国要现代化，就要有现代派。作品方面，较早的有王蒙借鉴“意识流”写法的小说，虽引起争议，但影响却也有限。直到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发表，才引起轰动(此小说获当年全国优秀小说奖)。现在看来，这些小说并没有什么特出的技巧，有的还是直接的模仿(比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对塞林格《麦田守望者》)，但小说里呈现出的反叛意识，荒诞感、孤独感等现代主义的审美倾向，意味着某种异质性在当代文学内部已经生成；如果联系到同年的“新生代”诗人提出的“pass北岛”，以及“反崇高”、“反文化”的文学主张，就会意识到，在80年代中期，禁忌、成规或偶像已然坍塌。如果要说当代文学的转折的话，这应该就是了。

事实上，1985年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应该提到的还有两个人，那就是马原和莫言。马原也是横空出世，那一年发表《冈底斯的诱惑》，说实在话，他并不算是一个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家，但就如他的小说《虚构》的名字一样，他以小说的方式昭示文学的“虚构”的叙事性质，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还原为一种“艺术成规”；在经过一番对马原小说结构的解读尝试之后，批评家吴亮无奈地放弃了对其翻空出奇的结构背后“意义”的探寻，而直接宣布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叙事圈套”。他的小说被称为“元小说”。这是马原的重要意义：文学不是反映，而是虚构，是叙事而不是叙事背后的意义构成文学最重要的元素。如果说马原是以“元小说”的方式强调叙事的话，那么莫言的小说则强调语言的感觉。语言并不是载体而是目的，对文学语言审美的独特性的追求成为检测一个作家才能的重要标尺。“有感觉”、“感觉特棒”是当时作家、批评家褒扬作品最流行的语汇，尽管它们看上去似是而非并缺乏必要的客观标准。莫言在那一年一口气推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枯河》等小说，引人注目的是小说的叙述语言——经由一个过于敏感的感官过滤后呈现的感觉化和非常态的语言世界。膨胀的感觉和密集的意象堆积如同语言的自我生长，迫使阅读从故事情节中脱离出来而转向对语言本身的注意。

某种程度上，1985年经由“寻根文学”对文学恒久价值的寻求，“现代派”对“现实主义”的背离，马原对“叙事”的强调和莫言对“语言”的推崇，似乎可以画出一条通往“文学自觉”的线索，最后的落脚点，是文学的形式。这是一个解放，但也隐含着某种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