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给了我这样一个舞台，让我有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从一个仓库保管员到企业管理者，从一个公务员到民营企业的老板，这段经历要是放在30年前，肯定是不敢想象的。” 现年54周岁的黄庆宪这样评价自己30年来的创业经历。曾任江苏省丹阳市商业局副局长的黄庆宪现在是江苏省丹阳商业广场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公司下属400多名员工，是当地一家知名的零售企业。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1971年，刚刚高中毕业的黄庆宪参加工作，成为百货公司的一名仓库保管员，和当时所有的国企职工一样，他并不知道七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那时候大概一个月工资几十块钱，到1980年，月工资才不过31.5元，”黄庆宪笑谈起当初的生活，依然记忆犹新，“我当过仓库保管员、开票员，后来又成为组长、主任，那个时候还不流行叫经理，所谓的主任就相当于现在的经理、部门经理了。”

他说，管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商店，对于经营者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统一的进货渠道和价格，缺乏竞争对手，使经营者们只需要让商品顺利出现在国营商店的柜台上，就算完成了任务。然而，80年代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私营小商铺，成为传统国营商店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虽然人们依然相信国营商店商品的质量，但私营小商铺灵活的价格手段和方便快捷的供货渠道则成为它们兴旺起来的利器，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国营商店的销售额和利润。

在黄庆宪的记忆里，真正让他感受到改革开放对他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这几年里，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波及到这个南方小城。在国营商店大面积亏损的情况下，原本主管全市商业系统的商业局开始将百货公司、糖烟酒公司，五交化公司等几个大型国有企业拆分成多个小公司。“‘船小好掉头’，这是当初政府给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现在看起来，原有的那种企业所有利润上交财政，企业的发展则再由财政拨款来支持的模式，已经不适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了。”

1993年，黄庆宪开始接手了新成立的纺织品总公司，这是从原来的百货公司体系中分出的一个小公司，承接了一个营业面积1200平方米的零售商店、170多名在职员工。“其实，最初我们整个管理层都是含着一口怨气，因为由于长期的亏损，新接手的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处于资不抵债的负资产的状态，同时还有90多名退休员工的负担。”他回忆说，“但是，改革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不用依靠统一的国家规定的进货渠道，利润分配上企业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这给新生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当时我们就想，一定要做的比在原来的百货公司做更好，要做大做强。”

和大部分改革的国营商店一样，黄庆宪所在的纺织品总公司开始走上了分柜台承包、定员定岗、任务指标这条更加灵活的经营之路，并且对利润进行分柜台核算、统一管理，从而提高了员工的待遇和工作积极性。到1996年，黄庆宪和他的这个在当地并不算大的零售企业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还筹划建立了一个拥有9000平方米的大型商业城--丹阳商业广场。

从公务员到私营企业主

“对我来说，更大的挑战是2000年的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这让我完成了从一个国企管理者、公务员到私营企业主的转变。”黄庆宪说道。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波及中国，全市的零售企业出现了大面积亏损，他所经营的商业广场有限公司虽然效益还不错，但是依然面临着巨额的债务压力。

“当时政府研究决定，国有资产全面撤出零售行业，并且希望我们这些企业的管理层能够接手下来。”他说，“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还背负着4000万的债务，并要保证1000万的流动货款、近500名员工和80多名退休员工的工资，加上维持整个商场运作的水电费等等，对整个管理层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

黄庆宪说：“我当时已经是市商业局的副局长，如果要接手下来，意味着这几千万的债务就从国家转移到了我自己的头上，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激烈的思想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很多人劝我，作为一个有固定工资的公务员，何必冒这么大风险去独立经营这样一个背负巨额债务的公司呢？要是改革开放初期就让我接手这么一个摊子，我肯定没有这么大的魄力，就算接手了，心里也不会踏实，但是十几年来，周围的一切都在变，这也给了我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而且就我个人的性格而言，我更喜欢经营一个企业，而不是作为一名行政干部。成为一名企业家始终是我的人生目标，所以我决定下海去尝试一下，凭我自己个人的能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经过政府评估和核算，兼并了两个亏损公司后负资产300多万的丹阳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完成了股份制改革，黄庆宪和其他管理层、中层干部收购了公司的股份。黄庆宪以51%的股份成为董事长，公司拥有28位股东，6%的股份被留作企业奖励股份。

如今，自己当老板的黄庆宪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对他而言，或许当初的投入已经得到了回报，但是，商场上从不缺乏机遇和挑战。他说：“这两年，国外的零售企业开始进入中国，中国的零售企业又面临着新的困难和竞争压力。我们必须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才能在竞争中壮大自己。但这条路该如何走，我还没有想好。尽管我已经54岁了，但我的人生的价值和目标依然在前方，等待我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