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环保方面，重庆三峡库区的生态保护问题尤其受到外界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您目前感到满意吗，是不是还需要有注意或者改进的方面？

黄奇帆：我感觉满意，当然也有需要改进和进一步提高的地方。之所以说满意，是因为重庆有了三峡库区工程以后，生态环保处理的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例如，十年前，整个重庆城市化的用水产生的污染是直排长江的，基本没有污水处理。我在下游城市上海工作的时候，上海人就戏称自己喝的是重庆人的洗脚水，这个说法很形象，也是事实。而现在重庆污水处理率已经达到70%，高于全国的平均值，到2010年我们会进一步把城市污水处理率提高到90%以上。

重庆直辖以来的十年，整个重庆的环保，污染生态方面的投入是500亿之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今后五年，我们还会有500亿。到2010年，包括整个三峡库区在内的重庆环保污染方面的投入会达到1000亿，应该说极大的投入产生了比较大的环保生态治理方面的变化。

这是我想说的成绩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例如，局部地区环保设施污水处理厂建好以后，我们的污水处理费收的很低，因为是三峡库区，老百姓贫困，收来的污水费不足以污水处理运行的成本，我们投资不用回收，这是国家拨款，但是运行成本，如果每天要赔本，我们有些库区的区县为了减少亏损，设备闲置，没开足，这种情况是有的，这是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光靠行政压力，要求区县必须开足，赔本也要开足，光行政命令不行，我们还要从源头上解决。所以重庆政府已经跟中央提出了建议，也得到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大体上在今后的十年，中央政府对重庆库区地区的污水处理的运行费给予补助，十年递减，用十年的时间补助递减到零。

记者：在公众视野中，您是个很亲民的市长，请问在体察民情、解决民生问题上您对自己的表现感觉满意吗？

黄奇帆：对民生问题、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老百姓关注的重点问题，我们这几年的解决力度是比较大的，领导层是尽了心的，千方百计动了脑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工作效果是比较满意的。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满意，毕竟重庆是西部的一个地区，老工业基地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西部地区的特有困难，积重难返，客观存在，不是一年两年的努力所能解决的，需要很长阶段才能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我们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还不满意，还需要更长时间、更多的努力和动脑筋，把老百姓的问题解决好。

记者：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最让您满意的一件事是什么？

黄奇帆：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简称“普九”）问题上我感到比较满意。重庆2006年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任务，把适龄儿童升学率提高到了95%以上，比全国计划时间提前了一年。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在总量上完成了“普九”指标，而是辖区内的所有区县全都实现了这个目标，做到了结构平衡，没有出现明显的地区差距。

让我更满意的是，我们很好地解决了与“普九”相关的几个深层次问题，让这项工作不至于成为一项短期的政绩工程。例如清理了前几年在加速度“普九”过程中欠下的18亿元工程款项，把辖区内所有学校4万多平方米危旧房全部改造完毕，从而使得学校、老师能在安全平稳、没有讨债的环境中开展教育工作。

记者：中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您希望为重庆老百姓创造怎样的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

黄奇帆：我认为中国和谐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城乡的问题，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城乡之间有了总的和谐，中国总体上就能国泰民安。城乡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在大的框架上，城乡的发展要相对和谐，不能城市发展的很快，农村发展的很慢，城市发展快是我们愿意的，但是农村发展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总的是城乡发展要和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现在重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1：4，到2010年末能够下降到1：3.5，如果能够到2020年下降到1：2.5，这样城乡之间的差距能够有所缩小，这是讲收入差距有所缩小，这是总的方面。

其次，我们希望实现教育、卫生各种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或者相对的接近。现在城市的人，教育资源、卫生资源以及社会的各种公共资源占有率比农村多得多，所以今后财政增长的70%要尽可能用到农村去，使得农村的这些公共服务，教育、卫生、文化水平提高，能够大体上使得城乡的公共服务均衡，这也是一个考虑。

此外，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城市的人口一般有比较好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包括失业保险，低收入的保障，但农村这四个方面的保障，目前基本还不能覆盖。今后五到十年内，重庆农民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还有其他方面的困难群体的保障服务都应有所提高。

最后，实现对农村金融业务方面的服务，因为现在城市金融很发达，中国的金融，包括重庆的金融，90%在城里，广大的农村实际上只占金融资源的10%，怎么增加农村的金融资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农民相对贫困，但农民50%的储蓄是流出农村服务到城市来，所以金融资源怎么平衡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