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顺应“大潮”之路

“妈妈以前在中国就像乔丹一样也是打球的明星。”率领美国女排提前一轮锁定北京奥运会入场券的主教练郎平曾向她在国外长大的女儿如此解释过自己。不过，可能这位15岁的女孩儿还需要更大一些才能明白拿了五次排球世界冠军、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和纪念币的妈妈为什么只得到过一次“巨额物质奖励”：1万元人民币。

就在郎平率领中国女排夺得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的1996年，当时的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加强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等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其第一条第一句话就是：“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理由显而易见--体育选手的培养完全是由国家包办的。然而，突破《通知》的“事件”不只一两件，管理者大多未做处理，似乎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宽容。2001年，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冲进世界杯决赛圈，队中知名球员连续接拍广告，却并未进入向国家队、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体育总局报批的程序。甚至在几年前国家乒乓球队曾经试行过“个人明星风险制”，即球员可以自己找经纪人、拉赞助和出去打比赛，奖金等收入的90%归个人所有。但试行一段时间后发现弊大于利：除了像如今已成国家队教练的刘国梁、孔令辉等顶尖高手以外，大多数不出名的年轻球员根本无法养活自己，甚至连出国打比赛的机票钱都出不起。

“从商业角度看，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一个分水岭。”北京电视台资深记者、体育评论员房学锋认为。在此之前，中国奥运冠军得到的奖金主要由政府奖金和海外基金性质的奖励两部分组成。“这一部分奖励不论名气、只按冠军头衔分配。”而此后，特别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后，奥运明星开始有了第三笔收入，即商业活动和广告费。

今天，对运动员产权、商业开发、选手培养机制等诸多方面的讨论已不仅局限在“理论”上。

实际上，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其改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通过10多年来的体制创新和机制完善，中国竞技体育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家办走向大家办；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行业体育协会、高等院校、社会体育俱乐部、企业，甚至个人投资办高水平运动队、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已经比比皆是。竞技体育的投入已经从单纯依靠国家的局面逐步转变为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新格局，调动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由此也大大减轻了国家负担。

全民总动员：增加体育人口之道

结合国际经验，中国学者把“每周身体活动频率为3次以上，每次身体活动时间超过30分钟，每次身体活动强度为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参加者，都视为“体育人口”。本世纪初进行的一次全国性社会体育现状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体育人口比例为34%，目前体育部门正在策划新一轮的调查。

“2010年，中国体育人口比例将争取达到40%。”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副司长续川透露说。

这一年的下半年，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将在合肥举行。这一盛会与全国运动会、城市运动会一起，被列为中国三大综合体育赛事，它以非奥运项目为主，多是群众参与程度高、趣味性强的项目，目的是推动全民健身和发展群众体育。

“奥运金牌，你要假想拿，就把钱花在金牌上；要真想拿，就把钱花在群众体育上。”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国际武术联合会名誉主席伍绍祖说。

在采访中，许多专家表示，从全国范围而言，群众体育开展得还不够，竞技体育的社会化基础薄弱。在他们眼里，国家队没有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底（尽管拥有40万体校学生）做选拔尖子的基础，于是只好从小培养一支直奔奥运会而去的“尖刀连”，不但为此投入的巨量金钱已经为社会各界所质疑，更重要的是，尽管这支“尖刀连”能够不断地冲击顶峰，但它对全社会体育运动的发展和体育强国的建立，却未必形成本该具有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城市里高楼林立，剩下的不是道路就是商铺，很少有篮球场与足球场，俺小小百姓免费健身的场所就只有小公园的简单物件儿了。”专栏作家房在峰不满地说。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状况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方面正采取诸多措施和增加投入，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专家们也大都乐观地认为，中国体育人口的数量有望大幅度提升。事实上，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许多中国人已经衣食无忧，与此同时，生产方式的越来越非体力化又使健康成为百姓日益关心的问题。虽然医疗保险制度正在日趋完善，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最终还得靠自己来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于是，体育运动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样，体育强国的梦想才真地可以实现。”伍绍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