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之下，中美贸易战也不断升温。7月11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的措施，8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声明拟将加征税率由10%提高至25%。针对美方上述措施，中国被迫采取反制措施，于8月3日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20%、10%、5%不等的关税。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将其加征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即行实施上述加征关税措施。

　　以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为主要内容的所谓301调查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直接借口。2017年8月，美国突然对华发起301调查，并于今年4月初依据调查结果，公布拟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建议清单，其中涉及中国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公众可于5月11日之前向其就清单内容和税率提交书面意见，并计划在5月15日就清单内容举行听证会。

　　为了代表中国企业发声，澄清事实，中国专利保护协会申请参加5月举行的301听证会，并且委托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正志、连捷远赴美国华盛顿出席。原定于5月15日举行的听证会也因为要发言人数众多延长至3天。

　　就301调查的背后原因、听证会的成果、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努力和成果等问题，《北京周报》记者周晓燕、张莎莎独家专访了出席听证会的代理律师王正志。

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正志（左）

　　《北京周报》：什么是301调查？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作为WTO成员国，美国和多数国家都承诺用多边解决机制来处理成员国之间的纠纷和摩擦，这一调查手段基本闲置。美国为什么时隔多年又拿起301调查的大棒？

　　王正志：国际贸易领域的“301”特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简称301条款，美国常援引此条款对被认为贸易做法“不合理”“不公平”的国家进行报复，基于301条款的调查，简称“301调查”。

　　301调查的目的是对美国国内产业做出相应的保护。法律中的第301条规定了比较详细的操作条款。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和国内企业的贸易利益的考虑出台了这部法律。因此，谁是他的贸易伙伴，谁就有可能成为整部法律规制的对象；谁是他更大的贸易伙伴，被调查的频率就会增加。因为贸易水平没有达到一定量级是用不到它的。尤其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双边贸易量增加速度很快。所以自然而然地，301调查出现频率就会更高。它其实是跟贸易量有关的，他们希望通过这部法律来保护美国国内的产业和贸易。

　　301调查会产生多种效果，目的是多维的。一是客观上保护了本国产业，这也是美国得到国内各种声音支持最主要的理由。同时也打击了竞争对手，遏制竞争对手是所有商业竞争中必然的做法。

　　其次，《中国制造2025》也是原因之一。美国等国家对《中国制造2025》产生了很浓的兴趣。他们不希望竞争对手变强，所以通过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成长。

　　《北京周报》：经过您和连律师在听证会上的努力，最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王：美方既然举行公开听证会，参加听证会是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权利，中国各利益相关方应该发出声音，充分利用公开听证的方式反映自身诉求，向美国政府和公众传达中国国内知识产权领域的真实情况，维护中国企业的权益。

　　我们代表的是中国专利保护协会，发出了中国企业的声音。我们主要阐述了外国公司能够在中国成立独资公司，并通过中国司法系统成功保护其知识产权。

　　第一，我们重点陈述了中国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情况，我们有很多外国企业、外国人在华知识产权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成功案例，所以我们指出他之前的指责是片面的。

　　第二，我们指出, 外国公司要想在中国开展业务，必须与中国国内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及外国知识产权在中国得不到保护的说法毫无依据。我拿自己服务的客户、代理的案件举了例子，苏州昆山和江苏江阴分别有一家进入中国10年的独资企业。独资企业运转的很好，独资企业的法律性质是不容置喙的，不存在强制合资。更重要的是有一家正在考虑开设第三家工厂，也就说明其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商业环境是满意的，否则不会考虑继续建厂。

　　所以我们就从企业和保护协会的角度，提出了这两个不同的观点，发出了我们自己的声音。这样的做法比新闻报道更加直接，美国相关部委的专业官员在听我们的意见，我们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向对方说明原来的指控与事实不符，澄清了事实。

　　我们两个人陈词完毕，观众共鸣很强烈。在场的一些媒体也过来跟我们说，你们的陈述非常振奋人心。

　　《北京周报》：近几年来，中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成果？

　　王：第一，我国知识产权的立法起点高、速度快、体系全。1983年颁布的《专利法》，1987年《商标法》，1990年《著作权法》，这是知识产权法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法律的立法水平是跟当时世界知识产权立法水平比较接近的，尤其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我们借鉴了德国知识产权法的最新成果，在80年代就把法律框架定了出来。

　　第二，在保护措施上不断加强。例如，我们对于侵权的处罚在逐渐加重，还专门修订了刑事法律，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门槛降低，目的是为了打击侵权行为。在执法和司法环节上，中国在短短二三十年采取了很多举措，保障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效果。

　　三是机构设置优化方面。今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把知识产权保护纳入了市场监督保护的范围内。国家知识产权局并入原来工商总局改为市场监督总局，把专利执法、商标执法、食品药品执法等等都汇总在一起。这就解决了原来比较分散的情况。有一些领域，比如专利原来存在“没有腿”的现象，基层、区县以下没有执法部门，更谈不上专门的执法队伍。原来的情况在某些场合是非常尴尬的，法律很好，水平很高，但是执法没有保障。没有人去执行，更谈不上有专业的人去执行。把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工商执法范围，这一做法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因为工商在中国是非常强大的，街道上都有工商所。也就是说网络非常密集、体系非常健全。所以这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利好的，在执法的力量上国家做出了布局和安排，当然效果还要待运转一段时间后才会体现出来。

　　第四，整个社会知识产权文化建设方面。我们每年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宣传是非常厉害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看电影不能盗版，和我们小时候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知识产权宣传到位，人们对知识产权成果的尊重意识提高了，这个其实是最核心的，其他可以说都是手段。北京市的知识产权就从娃娃抓起，做了很多小画册，送到校园去。我自己也给中学生讲过知识产权课。这些都是可喜的、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并不像国外指责的那样一无是处。

　　《北京周报》：既然我们做出了这么多努力，也去得了很多的成就，为什么美国还在不断指责我们，是看不到我们的成果吗？还是故意选择无视？

　　王：一是他们本身不够客观。比如，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中国的法律体系保护了他9次，他很满意。但只要有一次不满，就要叫骂。但主要要看其叫骂之后的做法，如果在这之后真的走人了，说明这个地方着实让他失望透顶了。但如果还继续跟我们做生意，说明他会进行权衡。

　　第二，与中国对于国内知识产权取得的成就在境外宣传不够有关。有语言优势的媒体，要把中国正面的情况向外传播，多组织一些平台让真正的专业人员出去宣传。我出席的国际会议上中国的声音很少。我曾经当场指责一些外国人，他们所讲的都是中国30年前的法律，但是如果无人纠正，外国对我国片面的了解就会把中国妖魔化。因此，对知识产权领域的正面宣传，尤其是比较靠近英语文化的宣传，个人认为扩大一百倍都不够。目前，我们的表达大部分限于境内，而全球化时代，我们要主动对外宣传，客观地展示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北京周报》：现在贸易摩擦加剧，知识产权领域也是“重灾区”。您对于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在这其中去保护自己，捍卫自己的权益，有何建议？

　　王：很简单，三步走。第一，打铁自身硬。我们自己要研发东西，要有自己的产品，这是立身之本。没有自己的研发、创新、产品是不行的。第二，自己的东西要及时保护。要通过现代的，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手段，在产品所能触及的任何市场和国家做知识产权布局。自己“头戴盔，身穿甲”很重要。第三，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要有这个意识。现在很多企业，包括我们服务的企业在内，都开始做FTO (Free-to-Operate)。即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之前，先委托律师到欧洲市场进行调查。即便自己“头戴盔，身穿甲”，但是在别人的领地里，知识产权布局或是陷阱是未知的，如果不委托专业的服务机构进行必要的调查，就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往小说就是竞争对手之间的摩擦，往大说就会引发贸易冲突。

　　《北京周报》：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走势，您如何判断？

　　王：贸易摩擦自古就有。只要有国界、有海关、有主权国家，就有存在的必然性。只不过随着贸易量加大，冲突的频率会提高。

　　首先，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两家摊贩在路上做生意都会有争议，更何况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因此贸易摩擦有一定的必然性。

　　未来的贸易争端不会停止，也不会消失，是否会加剧呢？个人认为不会，因为贸易是一个表现形式，贸易背后是两国的政治、外交方面的各种因素。国家要发展肯定是双方共识，表现在贸易冲突上是一个阶段内极端的走向，当这种走向产生的危害很大时，任何一方都会冷静下来，不会不计后果地放任它的发展，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如果有比较理性的、智慧的政府和决策体系，至少中国是有的，情况就不会加剧。

　　至于持续的时间和表现的形式，目前的紧张局面可能在短期不会消除，新的对策的研究不会那么快。即便有了对策，新的机制产生效应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我的基本判断是：第一，情况不会恶化到不可收拾；第二，紧张的局面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第三，这种贸易争端的紧张局面会在一段时间后得到有效的调整和改善，因为发展是双方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