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涉及碳排放的企业,对哥本哈根会议有一种莫名的忧虑。因为沿着“巴厘岛路线图”走到哥本哈根之后,企业的“大限”似乎就要到来。

何为“大限”?发展中国家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了,企业的排放阻力将大到极限。尽管会议结果尚存变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大限”一旦到来,企业能走的路只有两条,要么采取措施切实减少排放,要么眼睛向外寻觅排放配额。前者需要技术与合作,后者需要更多的钱。

不管走哪条路,企业当然都要讲责任。所谓责任,就是要对消费者负责,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和历史负责。一个没有责任意识的企业,既无法混迹于日益挑剔的现实市场,也不能以自己的形象赢得国民和社会的尊重。企业创办和发展的条件固然很多,但责任应该始终是最重要的一条。

当然,在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之际,一味强调企业的责任难免徒劳,所以还要讲法律的约束。现阶段,我们在环境保护以及相关的企业行为和政府责任上,已逐步建立起一个相对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和一支权力逐渐归位的执法队伍。企业在高压之中逐渐走上正轨,这是现状,也是将来的发展方向。

目前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法律标准如何与时俱进,既能跟上先进国家的步伐,又能体现本国国情和社会承受力;另一个是执法力度如何做到整齐划一,既不让法律武器成为摆设,也不让环境保护留下死角。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尚任重道远。

强调法律责任,只是解决了企业行为的外部约束问题,还不能解决企业在碳减排上的内在动力问题。企业在碳减排上的内在动力,应当来自碳排放信用的买卖上。

发达国家通过输出资金与技术,在发展中国家获得碳排放配额,应该成为我们企业碳减排内在动力的源泉。目前,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每年可达150亿美元,我国提供的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碳排放信用交易量到2012年将占到全球的41%,这些对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块硕大的蛋糕。现在的难题是,到2012年《京都议定书》期满后,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会开始明确减排指标,我国企业说不定就需要向国外购买配额了。所以今后三年是中国企业角色转换的适应期,也是不可忽视的战略机遇期。

目前对我国企业来说,碳交易存在两大威胁:一是企业议价能力弱,全球二氧化碳配额成交价格平均每吨只有二三十美元;二是今后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碳交易行列当中,减排企业的实际收益和获利动力还会大大降低。这两种威胁对企业来说,又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如果加速减排以求效益,但价格太低买卖不划算;如果等待时机视价而沽,又恐市场急剧膨胀行情看跌。

解决矛盾的钥匙,可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碳交易市场中,谁减排成本更低,审批效率更高,市场环境更理性,赢利模式更高效,准入与退出更迅捷,谁就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些条件的创立,应该都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协调与服务。目前欧盟正在酝酿碳信用拍卖机制,我们也可以尽快协助促成并运用到实际当中,甚至还可以在国内先行试验,让减排企业增强获利的冲动,为企业提供一个完全可以把握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