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普通公民，还是所有的媒体，都应有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传播艳照肯定违法”……昨日，广东团人大代表们呼吁制订《互联网监管办法》和《网络文化产业促进法》。

“在网络问世之前，难道没有艳照私下流传吗？肯定有，不然警方也不会去扫黄，查禁淫秽图片什么的，但这些具有不良意识的东西不会像‘艳照门’这样传播得那么远，影响也不会那么大。”有教育界委员认为，归根结底，网络起到了“加速器、放大器”的作用。

观点之一：禁止传播不属限制舆论自由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博导柯惠新指出，“艳照门”事件之所以越闹越大，一发而不可收拾，一方面显示了网络传播的威力，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一个尴尬的现状。“现在的问题是，照片在网上传播后，大家都去谴责明星私生活，而不去谴责传播者，这显示了国民素质有待提高。”

耐人寻味的是，艳照门事件中，几乎每次神秘放相人“奇拿”公开视频之前，都对应着警方在网络中的严打举动，更有一些香港网民到警署抗议此举“侵犯网络自由”。而用广州网友“龅牙肯特”的话说，“警方喊‘不许看’的声音越响，就像是在做广告一样，大家越想去看一看照片是什么内容，有些赌气、反叛的意思。”“光靠堵是不行的。” 柯惠新认为，网络管理不能一味施强压。

“我同意网络需要管理，但究竟怎样去管理，还需要一定的标准和机制。” 柯惠新表示，网络舆论管理的尺度值得探讨，至于公民言论过激，可以宽容。“但是，禁止传播‘艳照门’照片不叫限制网络舆论自由。因为这些照片都是很个人的，传播属于侵犯个人隐私。”

一位来自上海的委员表示，自己的孩子也在上网搜索“艳照门”图片一睹为快，“我是教授，可怎么教育孩子不要看，我也很无力。”

观点之二：个人和媒体都应有道德底线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舒表示，“艳照门”事件已经不单纯是网络事件，不管是普通公民，还是所有的媒体，都应有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艳照门”事件某种程度反映着道德底线的失守。从媒体来说，我国目前只有一些刊播限制的行政管制，还没有新闻信息分级制度，就更应负起社会责任、具有道德底线；从个人来说，不像媒体还有刊播许可证制度，就更加需要严格自律，都应有基本的道德底线。

从“艳照门”事件来看，这些网络上传播的事情本来只是一两个人自愿的带有私密性的事情，本来是不一定触犯法律的，但通过网络无遮拦的宣传后就不道德，产生不良影响。仅从妇女权益保障法来看，这些艳照可能构成性骚扰。尤其网络是面向无数不特定传播对象，越是这样危害越大，未成年人都可能接触到，受到危害。

因此，“我们要加强网络监管，我设想，是否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传播信息进行自动分级，尤其是在网吧里有不少未成年人，而成年人也要自律”。

从政府层面讲，现在政府也越来越看到互联网的影响力，是否可以考虑制定《互联网监管办法》，“以前考虑过上网使用实名制，但这被攻击侵犯人身自由”，因此，在网络监管上存在利益博弈，在监管时要在公众道德底线与公众自由之间取得平衡。

对于传播艳照的违法行为以及可能面临的判刑，“我认为，与许霆案一样，刑法的基础不会因为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而改变，只会顺应时代技术进步作出适当调整，作出一些司法解释，定性是不会变的”，“总之，公开传播淫秽照片就是违法，反正我是不能接受的”。

应对：“关键在于疏而不是堵”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徐龙告诉记者，面对当下的网络文化情况，他准备提交议案呼吁制定《网络文化产业促进法》。

徐龙表示，网络文化是以互联网、通信网等网络为载体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个舆论阵地急需扩充和巩固，“互联网80%以上的网页是英文的，中文的只有12%”，“即便如此之少的中文内容，也常常充斥着世俗文化、泡沫文化，甚至出现了‘泛娱乐’倾向，尤其是色情暴力等不良网络信息泛滥”。

徐龙呼吁尽快立法促进网络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关键在于疏，而不是堵”，徐龙举例说，垃圾短信曾一度充斥手机，但一味地限制效果并不好，反倒是中国移动推出“红段子”之后，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记者 李婧、任珊珊、舒涓、赵琳琳、刘旦、谢绮珊、陈翔、方利平、刘彦广、柳建云）